附录 A - 自我欺骗的神经心理学背景

在我提出的主要理论中有一点是这样的：说明技能的练习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的，它体现在日常对于语言的使用和我们在世界上的活动当中。一般我们不会去如此明确地界定语言表达技能，我们一般都把它看做是语言使用技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正是在我对于意识和自我欺骗的分析中，我才开始将语言使用的这一独有特征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相当特殊的自主性技能。现在的问题是：假设对于某一活动的语言表达存在一种相当程度的功能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既与（a）当事人在活动进行时相关，又与（b ）其他形式或时刻的语言使用相关。这一假设是否有任何的神经心理学基础？

近期对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特定方面的神经心理学研究，联系上了同类问题而且大都和本书中提过的其他问题有所关联，它们一样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当然神经心理学提出的概念和经验性问题也都相当庞大。这里寻找适合引入到我们考量中的神经心理学数据主要是要找（1）在神经心理学上尽可能的关心我们所关注的哲学问题的理论，（2）能够识别，并且聚焦在神经心理学基础上，而不是详尽或是推测又或是仍存争议的部分，（3）整个内容要包含很强的启发性，而不是对于哲学问题的决定性证明。

本书中提及的神经心理学数据和哲学研究都是完全独立地展开的，都是历史性和逻辑性的。而我们将会看到两条研究线路在结果上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巧合。而在这一附录中，我只会对这些内容给出一个框架，使用尽可能少的术语，也就是相关的神经心理学数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引用的专业文献，我更将它们看做是一些推荐，而不是现在内容的替代品。

长久以来，神经心理学家们认为，尽管左右脑在结构上近似，但是它们在功能上不同，其中之一就是语言使用。一般地，左脑都被称作“优势大脑半球”或是“大脑主半球”，而右半脑被称为是“非优势半球”或是“次要半球”。大量证据证明（1）左（优势）半球主要与语言相关，并且控制右半边身体。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惯用右手”，因此左半球也被广泛认为主导智力和运动机能。

“相关”和“控制”的含义主要是从以下证据得来的：对于左半脑的伤害会出现语言使用上的病理特征或者是右半身体机能上的病理性特征，而且远比损伤出现在右脑时明显和强烈的多。确切性质和病理性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影响的左半球的区域。并且许多功能、器官和肢体都被证实与大脑特定区域的特定病理特征有很强的相关性。

尽管前述的内容非常多且复杂，许多也仍有争议，并且大都还需要改进和丰富，但是它们的主旨要义是不可置疑的。从对大脑部分区域的解构和电刺激中得出的大量结果证明了它们和身体或精神上某些功能存在的可观测影响有着相对直接的关系。

在过去六七年间，大脑连合部（胼胝体） 切割技术让我们得到了更精确的答案。大脑连合部，简单来说就是一条在两个半脑中间传递精神物质的宽频电缆。直到最近它的功能才被发掘出来。仅仅只是切掉这一连接并不会对人（或动物）之后的在大量测试和临床定性观测上产生什么很大的影响。这一观察结果十分令人费解，因为从它的位置、大小和内部结构来看我们显然会觉得它对于大脑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近几年新的用于诱发和区分动物和人类客体的技术实验表现结果，解释了切除大脑胼胝体确实会对之后的行为带来明显的影响。这些影响早有预期，但现在才在切除两个半球间的大脑内直接连接后显现出来。在充足的实验技术下，它为我们提供了独立于另一半球而单独测量每个半球的能力，并且能去推断大脑内连接在一个正常大脑内所发挥的功能。早期的观察者们没能从大脑胼胝体切割中得出结论，是因为他们没有尝试去独立出大脑所获得的信息，从而使信息能只进入一个半球。因为两个半球都能基于同样的信息作用，并且又在身体内部其他多种多样的连接关系的影响下，切除大脑间直接连接的影响就会变得很难观测。

斯佩里（Roger Wolcott Sperry），葛詹尼加（Michael Gazzaniga），和其他一些学者在过去十五年间已经证明了显性语言使用的发起是专门由左脑负责的。因此左脑主导语言使用的一般理论得到了重要改善。在语言和概念使用上，实际上双脑都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形式参与其中。但是对于观察者来说最显著的主动语言相比其他类型的语言和概念使用有着其不同的解刨、神经、和功能上的自主性。近期研究展示出的临床详细数据展示出了它们与自我欺骗、抑制和防卫行为的一些独有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我们就此进一步讨论它们。

在切除了大脑连合部后，通过只向右视觉区或右手提供信息，从而我们可以单独只给左脑提供视觉或触觉信息。相应的，对于右半脑来说我们就可以向对侧视觉区或者左手提供信息。（在这里我们不会在自己身上套用这些试验方法，受观测的经历大脑连合部切割的人之所以有可能受验，是因为这是治疗一些难解的癫痫发作的医疗手段。）

语言

在测试信息特别偏侧向某一侧的半球或另一侧时，对人的表述能力的测试中，我们得出了非常多样的结果。对于刺激物的描述和其他从左脑得到的语言反应基本没有展示出受障碍性，而右脑对于类似的测试内容则是完全不能表述。

当熟悉的物品放在受试者的左手上，比如刀、叉、梳子，牙刷、大写印刷字母或者任何一些其他的简单几何形状，它们都很容易就能被辨识出，受试者也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并描述它们。语言一般也被用于分辨多种多样的体感事物，包括重量，纹样或者接触了右半边身体任意地方的事物的温度……简单来说，任何感官信息进入左半脑或者信息经由第一过程处理并产生结果的，都可以通过一般行为的语言来表述。

相反地，对于投射到右半脑的信息，受试者都完全不能给出准确的表述或者甚至只是最简单类型的感官描述。比如说，一个放在左手上的笔可能会被完全忽视且不导致语言表述，或者更常见地，它的存在会被认识到，但是它会被称作是“开罐器”或是“点烟器”之类的。这些猜测性回答被认为是来自左优势半球并且是基于一些随意的间接线索，左半球可以感受到这些线索。所有对于左半脑区域闪过的视觉刺激都相似地变得不能表述，或者就是被表述为只是一瞬间的“闪光”或者一个“白色闪光”。

书写

右手和其主要运动控制都集中于左脑，组合上语言，使得人们能够正确的书写和描述视觉或者其他投射到左半球的不难辨识的触觉刺激。但是当同样的刺激物给到右脑的时候，没有一个病人能够使用左手或右手靠书写的方式来描述和指明它们。（葛詹尼加，1967）

与上述结果对比鲜明且和本书中的理论有惊人平行的是这些对于右半球的实验尽管表现出了受试者不能“说出”，但是她却可以理解语言并且能够有智地基于她已经理解的内容做出行为。例如，

受试者将会读到“用于表示时间（Used to tell time）”，随后将会在左视觉区连续闪过五个字母选择。在本例中，病人做出了正确的操作信号，指向了单词“时钟（clock）”。

不仅这个人能够理解语言并且熟练地反应，她还能够显示出恰当的感情表现。因此，在左视觉区连续闪过一系列的照片中，受试者在面对一张意料之外的裸体女性的照片时表现出了脸红和尴尬的笑容。但是后续在提问时，受试者则说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并且什么也说不出口。（这可以从教授葛詹尼加准备的影片中观察到。）

显性地使用语言表达一个人的观念、行为和感觉等，这件事在功能和神经解刨学上都表现出了自主性的特征，而语言和概念在显性表达上的使用让说明行为是一种自主性技能的这一理论说法更加可靠。我们需要就是的假定说明行为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在大脑连合部切割实验中那些由左半脑主导是同一类行为。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个体行为和他的语言表达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功能性割裂，而这种割裂不需要物理上切开脑内的某中连接，而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切割。关于自我欺骗，防卫和无意识的行为理论根基强烈地指出这种联系实际上是可以被减弱的，被扭曲或者使用一种“精神”方法切断。我认为这就是先前我提过的所谓的“否认”和否认所会产生的结果在精神病学上的解释。确实，以这些精神方面，尤其是以“连合部”这部分为基础的对大脑过程的研究是有些超过出了哲学研究的范畴。但是不能否认给出的这些研究内容所带来的反思是有可能反过来进一步指明精神心理学的研究路线的。

我的理论和精神心理学数据上的平行如果从刚才那个例子中进一步来看，甚至可以得到更惊人的结果。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注意到，受试者只在右脑接收到了特定的信息，而在其需要回应以说明时，则伴随着出现了一种与精神防卫非常类似的行为：左脑“搜索”某种方式以“理性化”当下的情景——通过猜测、直觉、否认和理性化然后相应地表述出这件事。

我们回顾一下先前这一事例，

一个放在左手上的笔可能会被完全忽视且不导致语言表述，或者更常见地，它的存在会被认识到（通过身体内在的动觉线索并依赖主导半球进行认识），但是它会被称作是“开罐器”或是“点烟器”之类的。（加粗与括号批注为附加。）

左脑为理性化所进行“猜测”，表现出这种趋势的更典型的例子可以从我们先前提过的一个例子的更完整版本中得到。在这一实验中，受试者从双耳听到讲述的词语，随后讲述的操作指导也由双半脑认知到，但是只有左半脑中闪过了正确的单词结果。这里特别令人注意的是最后一句，也是之前忽略了的一句：

例如，受试者将会读到“用于表示时间（Used to tell time）”，随后将会在左视觉区连续闪过五个字母选择。在本例中，病人做出了正确的操作信号，指向了单词“时钟（clock）”。但当其中一个病人被要求说一下刚才他看到的单词是什么，（主导半脑）的回应则是“手表（watch）”。

这一实验也在不同受试者上重复多次，依靠左半脑并且去掉直接的信息指示，结果表明这种巧妙的猜测或者说是理性化被证实为是依赖于特定、间接的线索暗示，并且相当不可靠。

正如这一方向的研究人员所记载的，他们不可避免的在谈话中变得开始跟单独的半球交流，就像是每一半都是分隔开的一部分。这一看待问题的角度得到了许多相关实验的证明，比如，非可转移性学习，这种学习可以在单独一个半脑上进行，并且同时在另一半大脑上进行不同的学习任务。由以上这些就明显可见，防卫心理中分裂和自我欺骗中分裂的理论平行是如此显著。

更一般地，我们可以观察到左半脑与更多需要智力的人类活动有关。微积分，高阶抽象推理等等，似乎一般都属于左半脑的功能。最终，左半脑与上面这些行为紧密相联系，在大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主导这些定义在复杂抽象关系上的任务间的协作，而不是特定的行为关系。所有这些现象和理论间巧妙的契合都体现了：比起其他形式的语言和概念运用，说明的技能更加紧密的与自我相联系，与高度有序，组织化且具有统一性的个体人类相联系。这同样也使我们联想到精神分析假设中由“第二过程”所构成的相对自主的精神“系统”。

同样地，大脑损伤所导致的大脑功能失协，特别是在与语言使用相关区域的损伤，对人有着极为复杂多广的影响，这些影响很大程度上都逐一对应了弗洛伊德和其他一些人使用“第一过程”这个术语所描述过的一些特征。大脑中智力“区域”受损的初期和典型特征包括：“高层”理性能力锐减（即，进行扩展和形成高级抽象推理链的能力），通过记忆关联，声音，视觉联想而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的趋向减少，以孤见全、忽略偶然、时间观念和概念联系的发生和趋向也会减少。不过在这些之外，我们也要记得，尽管对于右脑来说，语言描述和智力能力都有限制，但它确实仍能进行一些实际的任务，比如相对简单的构思，行动，感知，情感上的协调，只是它不带有复杂的理性，也不对完整“自我”的能力产生影响。

此外一些令人在意的，但目前还没有人做的工作，就是去专门为右半脑准备一个相对复杂且“着重于感情”的实验项目，观察随之产生的行为，同时从左脑中得出对这件事的一般性“报告”，这样后者就会收集各种间接线索，并且完全靠编造内容，用来构造出一个理性化的假象结果。构造出这样的情景可以说再吻合自我欺骗的特征不过了，而问题中无疑最重要且根深蒂固的区别就在于整个事件的发生都是“人为驱动的”是来自物理上连合部的功能性错误所导致的，而不是其他驱动连合部产生的错误表现。

而对于先前我在本书第七章正文中区分过的，对行为的承认和接受其责任之间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精神心理学领域也有一些可以概念可以类比。过去几十年，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已经被实验，研究，总的来说取得了一定的理解。人们对大脑前额叶的主要关注点就在它负责知识解释，负责与问题相关的广泛共识。粗浅来说就是计划能力，驱动能力，自我纠正能力似乎都相当程度地与前额叶相联系，因此，一名个体可能有相对清晰的内在个人特征和行为认识，但是他的前额叶或者后额叶有损伤，那么他就对他自己或者他曾经的行为没有关注度。他对自己的事务没有主动性，或是在集体任务中，缺少对自己的严苛和推进任务的责任感，他也会缺少自我批评。当然特定的程度和区别依赖于不同的损伤类型和个人性格特点与实际情况。但是在前额叶失构后会造成一定的变化这种病情发展趋势是毋庸置疑的。

前额叶损伤的结构上和功能上的散解，从一方面来看是“责任”倾向的变化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特征，语言表达倾向的变化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弱化了那些说区分这些不同类型的倾向只是道德心理学问题的说法。此外，先前提到的与说明相关的一些关联在这里也同样适用。他们都根植在这一视角之上，在前额叶受损而语言中枢没有受损的情况下，能够通过适当的刺激，致使个人特征的反应和责任反应之间的失协发生。此外我还没有了解到在长期严重的对抗社会性人格中，前额叶会产生何种程度上的病理学病状限制。

附录 B - 自我欺骗不需要解释

一、引言

自我欺骗最多也就是一个迷思或者悖论，可能仅仅只是前后不一的自我矛盾罢了。过去几十年里，对这一概念在哲学上的许多解读都以这种视角为起点。许多人认为其只是一种观念上的不连贯。而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角度上一些比较详尽的理论则大多都从粗浅片面的角度进行解读。许多复杂缜密的概念分析通篇都是用一些大差不差的替换词去试着说明自我欺骗并不是它字面看上去的那种意思。当然，也涌现出了一些有意义且实用的观点，但是正如我的理论说过的，所有的这些讨论在一开始方向就被引导错了。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解释。

“自我欺骗”相关的概念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表示出来。有一个相当片面的解释令我印象较深：即使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或者一个人真的认为它就是真的），但其仍然不断在这件事上欺骗自己。

我想要表达的是，自我欺骗其实就如我们能想象到的精神活动一样普遍且为我们所熟知。虽然结论有它的独特性，但它的表达形式和一般的、每日的思维活动比起来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它悖论韵调的真正来源，实际上是我们没能正确恰当地意识到我们的思维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是如何工作的，没有正确恰当地意识到这些我们熟悉的工作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因此，真正需要做出解释的，或者更准确来说需要更正描述的，是我们的思维一般都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我们能准确恰当地意识并理解它，自我欺骗的概念就能摆脱与它相关的那些问题。

显然，要理解上述这些内容的原理，第一步一定是要先去理解思维是如何工作的，明确其中的种种特征。在这里我提的都是一些基本且显性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我们都非常熟悉且很容易观察到，我们都把它们看作理所应当，而忽略了它们的重要性。因此，我的目的不是去揭示出新的事实或是提出新的假说，而是简单但完整的明确一个正确且不证自明的解释，来说明思维一般是如何工作的。在这基础之上，一个自我欺骗的实验就能打消围绕着它的悖论阴云，并且解明我们的思维到底是如何做到自欺，在这一点上实际并不需要特别的解释。

二、思维是如何工作的

思维所做的工作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熟悉，实际上可以说平淡无奇。然而，我们一直没有正确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当我坐在这里写作，我对我的所思所想保有意识，在此刻也包括笔和纸上的墨水，或者用更具体，也是我认为表意更清晰且会在后面使用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我的注意力被我集中在了这一刻我的所思所想上，同样地集中写在纸上那些客观存在的单词。当然，我也正以一种特定的姿势持握着笔，以一种我用笔墨写作时习惯的握姿。然而，我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我的手指各自在这种握姿下处于什么位置，或者说至少在我开始思考我是怎么握着笔的时候之前，我都没有注意它。无论如何，我很少会将我的注意力放在握笔姿势上。我反复地使用这种握姿，我虽然确实在这么做，但就如我所说，我做这件事“并没有思考（without thinking）”。这就是“习惯”。

但不能因为“习惯”这个词而模糊了这个事实实际的含义，那就是我的手指不仅仅是以一种微妙适当的方式握着笔，它们还不断移动着笔尖，以微妙的线条在纸上画岭涂峰，构成写出来的单词，而这些单词表达了我的思考。如果从以机械，重复的行为来定义，它并不是“习惯”。它不是一种自主的行为，一次触发，随后就能以程式化的方式进行。而从根本而言，移动笔这一流程的本质，显然，是我不仅考虑到了我想要用哪些单词表达我的思绪，考虑到了写出清楚字迹所需进行的移动，并且也包括那些与笔相关的内容，从页边距到实际上不可见的书写水平线。我不断地调整着所有这些并且“不假思索地（without thinking）”进行，“下意识地（subconsciously）”、“无意识地（unconsciously）”进行着，即，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它上面。

那么我又对我的胳膊，手，手指以及它们所反应到我身的条件反馈是否有意识呢？一方面可以说，我一般对这些都没有意识。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一直在同一行写，即使在我越过了纸张的右边线还在写，或者偏离水平线太多，有人可能就会说“你没有足够专注在你正在做的事情。”随后我就会通过放更多注意力在页边界和书写行上来更正我的行为。而当我在更正这件事的时候，就可以说我放足了注意力在上面，一般情况下，说我没有意识到它，就可以表述为我没有在它身上放足注意力。日常用语用在这里就会显得有些模棱两可。

为了简洁明了，我接下来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一问题：当我按我一般习惯写作的时候，我考虑到了（take account of）那些将我的思绪写在纸上所需的复杂多样的实际外形和拼写法，但我没有集中注意力在（do not focus attention on）这些事上。然而实际上我是有意在做这些事的，是包含智的使用和不断做出适应调整。但是，自始至终，我的注意力实际上都集中在去选择单词来充分表达我的思绪这件任务上。一旦思维中浮现什么单词，并且我选择把它们写下来，书写过程本身就是“自动的”了。

如果我们进行泛化，这件事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考虑某些事，而不必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上面。即，我们可以认知到并回应我们正在做的事，而不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它，我们做出的反馈能够智能地适应而不仅仅是反射性的或者是习惯性的自主机制。

如果我考虑一件我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上的事情所导致的一般结果，就是过一会我通常不能准确描述我都做了什么。更经常的是，我可能对它完全没有印象。因此，当我阅读我已经写过内容的印版时，我可能能记起什么时候，我在哪里写了它。然而对具体的手指和胳膊在纸上的动作，我就很少或者没有印象。

当然，不需要集中注意力就能进行书写也需要训练和学习，但这就是我所学到的，如何保持有技巧地书写的同时不用集中注意力在如何做到它。

这种精神能力的本质值得更深层次的详述，借此我们可以明确达到它所需的练习是多么复杂细致。当我在写作时，周围有过往车辆的噪音，邻居割草机和厨房冰箱的声响，它们都入我耳中。实际上它们都和我的写作无关，并且如果我集中注意力在它们上，还会打断我的写作。而事实上是，我很简单地对那些噪音保持了无意识。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些噪音的的确确进入了我的耳朵。我肯定考虑到了它们，认识到了它们在当下与我正在做的事情无关，随后不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噪音上，甚至对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流程，我也完全没有注意到。

随后我听到我妻子的车停到车道上的声音，我意识到她已经到家了。当她进门的时候，我打算去迎接她，并且告诉她一些别人留给她的消息。因此，现在我将我的注意力从写作上移开，转到她身上。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为了完成这一行为，我必须要考虑到车辆产生的声音。我必须区分和分辨出我妻子的车驶入车道所产生的声音。考虑到这一声音的特殊重要性，我便有了转移注意力的动因。所有这些最终导致这次注意力转移的，都是在我“思维的背面（back of my mind）”完成的。我从已经听到的其它车辆噪音中，单独挑选出她的车辆所发出的声音，并且恰当地做出反应，当我们去理解这一聪明的选择时，显然，我自己在这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主动积极的导向和重定向我的注意力到那些对我来说是有益且有动因的事情上。

值得强调的是，在此之前，我不仅没有原因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般的车辆噪音上，因为它们与我的目的无关，此外我还有十足的原因避免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它们上。即，我考虑到这些噪音不仅与我的写作无关，而且如果我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上，还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干扰打断我的写作。类似地，如果在写作时，我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手指具体的运动上，我的注意力也会从我正在写的内容上分散开。因此，考虑到这种情况，可以说我有动机地拒绝将注意力集中在噪音上，我也避免了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具有目的性的抵抗上。结果就是，不仅是噪音，而是连同我对其的态度都在我的注意力范围之外。

那么可以说这种抵抗是有动机的（intentional）吗？我对如何使用我的手指和胳膊并没有意识，对我目前所处的空间位置也没有感知。我也没有意识到我从车辆噪音上移开了我的注意力。所以算是动机性的（intention）吗？

幸运的是，我们没必要继续讨论对“动机”这个单词的使用。这件事的关键在于，我是智能适应地做着这些事。我打算要做这些事，即，它并不是我无意中做的。我有目的，并且有持有这种目的的原因。不受噪音困扰，不让它们进入我的注意力，除非某些噪音被我辨识到与我当下的关注点相关，这本身是一种有效的锻炼。除了它是“无意识的”以外，它有所有可以称为动机性行为的特征，即，这些事是我正在做，而没有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上面的事情。

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如此熟悉且显然，以至于似乎很难证明我费了多大劲去论说它，从而能引起读者的注意。然而，我还仅仅只是了解皮毛。例如，要使我写的字句表达其理，蕴含其意，它们必须与上下文契合。我必须要考虑到我在前面的篇幅里写了什么。在不需要那么详细论述的时候，我也需要考虑到，我在这一点上都写了什么，还有我想要论点向何处发展。在这之外，我还要考虑到广泛且复杂的知识背景，包括其哲学根源，激发我文篇的那些想法，写作的主导风格标准，期望得到的读者对我语言和观念的反馈，等等。如果在我写作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其中任何一项，我可能就会犯愚蠢的错误，写出一些前后不连贯、混乱且风格尴尬的内容。事实上，偶尔的混乱和犯蠢也会在我放松的时候发生，但大多数时候我“不需要思考”就能将前面这些都纳入考量中。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我正集中注意所在的想法和写作内容才能在大体上与我前面段落篇幅里所写的内容保持一致，与我的理念，态度和一般信息相一致，和这篇文章相一致，最终和那些我的注意力在任何时刻也做不到全盘贯注的内容保持一致。

有些事件甚至可以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定程度，从而让我们意识到这样一种进程确实在我们思维的背面发挥着作用。例如，我经常开车下班回家，在路上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但只有到家了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于刚才的驾车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印象。这种经历对大家来说可能都有所体验过。事实上，对于这种经历我最近还有过一次更深层的体验。我当时开车回家的路是一条我很少走的路，它非常的复杂。但因为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当时我们在车上进行的一些激烈讨论，当我到家的时候，我对于刚才在那条路上的驾驶经历没有一点记忆。这种经历很好表现了我们都拥有的但是往往不受注意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在我们的思维的背面进行复杂的活动并保持活跃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进行创新思考，而同时不把我们当前的注意力导向别的地方。

相比起别的物种，人类这种在极为复杂，几乎不可能在同一时刻顾全所有的上下文背景中机敏地进行行为的能力显然无可比拟地发得到了更完善的发展。我们在生活里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都在不断地打磨着自己的这种能力，它是我们人类智慧的独有特征。

这就是与我们思维工作相关的自然发展。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形成了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自我欺骗。

首先，在心理学基础上，它是在一段时刻内，能够有效考虑大量到尺度难以置信的信息，同时还不需要在这一进程中转移我们当前注意力的思维能力。显然，注意力领域范围的边界并没有那么明确。在一种极端下，我们可能可以敏锐清晰地意识到整个局面的一个极小微观局部。而从另一个极端看，在距离我们注意力极远的彼岸，我们仍然能够有效地兼顾那些我们“无意识”中考虑的事情。而这两极端情况里应当存在一种连续体贯穿其中。

思维工作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尽管我们一般都能够回忆起在我们注意力中心都发生了什么，但我们都会发现，要回忆起那些在我们注意力边界，或者完全在我们注意力范围之外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的。

第三，显然，我们集中注意力这件事的根本本质就是以特定的清晰度（clarity）和强度（intensity）将思绪强加到我们所考虑的整个领域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上。这为我们带来的主要优势，就是我们的强调能力，用这种能力可以评定我们处境中的哪些因素对我们正有意去做的事来说更为重要，或者评定哪些事件展现出了巨大的挑战性。而这种能力也被严重局限在它的范围上，使用它的代价就是其他的事情都要被置于我们注意力的边界，或者完全置于其范围之外，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法回忆起这些事。

三、自我欺骗

让自我欺骗理解起来如此迷惑复杂的，就是对于这一普遍精神行为概念的误解。实际上，我们错在错误的假定了那些从当前所考虑的内容，到我们能机敏地做出反应的内容，这些都必须要在我们的注意力范围内才能做到。日常使用的语言遮掩了这一假设的错误。例如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观点认为，动机性行为必须是有意识的，这一观点就隐晦的承认了这一既错且又具有高度误导性的错误假设。

抛开这一错误假设，我能欺骗自己这件事就没有任何令人迷惑的点了。我们只需要回忆起当一个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会令人烦恼甚至具有创伤性特征的事情上时候，极度集中意识——即一个人用最高精神清晰度和强度去看、感受、思考、理解，并做出回应——可以阻挡这件事进入意识。如果说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被个人看来很有可能造成严重痛苦的事情上，那么显然这就可以成为避免做这件事的有力原因。这一点在整体上看可能不总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在某些事例里则有可能。

所以我不仅可以考虑我当前的处境，并察觉到那些与我关注点相关的事情，并且还能考虑到那些如果我将我的注意力导向它，它就会严重打破我内心平静的事情。我考虑到这一点，并把这一考量作为我避免将自己的注意力导向它的原因。就像我能够避免将我的注意力导向过往车辆潜在的那些扰人心境的噪音，并且做到这件事的同时不将我的注意力导向到我正在做这件事。同样地，我也可以考虑到那些可能带来潜在精神创伤的事，以此作为原因避免导向我的注意力到其上，并且在做到以上所有这些事的同时，不将我的注意力转到我正在做这些事上。

任何这些事情中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精神技巧。尽管导向注意力这一行为的发生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取决于情况和我的关注点，但这种精神能力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它并无问题可言。这就是一种在我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锻炼的一种能力。的确，在自我欺骗中这种能力所致的最终结果在其意义上可能和一般处于非欺骗状态的思维所产生的结果有较大出入，有些人可能更愿意称其为“性质上的区别”。但是相比起通常的假设，从方法上看，我们思维引致自我欺骗状态和引致非欺骗状态实际上是一样的。

假设，我做了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我考虑到了我的行为和其对我的意义。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羞愧会严重地伤害到我，考虑到我的自我感受，我避免将我的注意力转到这件事上，或者至少拒绝转到那些引起羞愧的事件特征上。随之，我就减轻了其对我的影响，避免了对我自尊所造成的严重创伤。而代价就是我失去了保有清晰和强度的思维能力去评定那些我能够承担的部分行为。我也只能对这件事拥有可靠性更低的回忆，因为这样能够使我更好的理性化那些已经发生的和我已经做过的事情。出于以上所有这些原因，我没法像采取其他手段一样，而别的方法也许能更有效地处理这件事。在这件事的处办上我会变得更缺少创造性，缺乏敏锐度，从而倾向于从过往那些我已经采取过的逃避手段中寻求帮助。长期来看，这并不是最明智的策略，但是这就是人类，我们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做，借此避免短期内的不安。

还有的就是我的欲望，出于自尊的原因，我想要向自己和向别人都表现出是一个公正讲理的人。而这通常又需要我公开地承认至少一部分我做过的事情的本质。但是我也要进行自我保护，将我的注意力集中这件事中那些不那么令人羞愧的部分上。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就是我需要考虑到这一行为有哪些方面使得我感到羞愧，随之采取手段使我不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上面。第二，我需要考虑这一行为中哪些事可以被认为不具有羞愧的含义（在事实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开始编撰），随后我尽可能的保持我的注意力在这些不那么令人羞愧的特征上。另一种常见的且可能需要更复杂手段的办法就是在语言上承认这种羞愧，但是保持轻蔑的态度，并且实际上不接触到那些真正使得那一行为如此令人羞愧的特征。

所有这些至少在表面上看，有着真诚的信念和态度。这种表面真诚的存在，是因为只要我的注意力保持着极度地集中，这一羞愧对我而言就是真正的“盲点”，然而我对那些我行为中暗指的，似乎在道德上显得更好接受的方面，准确来说也确实是有意识的（即，我将注意力导向了这些方面）。

当然，在我为了避免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这些羞耻的方面，而做出尝试时，我可能自己浑然不觉，而在别人看来我则是显得神神秘秘、慌乱不安、尴尬无比或者简单地让人感觉不可信，因为我正在尝试以一种似乎合理的方法避开那些真正相关的现实。细心的观察者也许能够从各种走漏的特征中推断出“在我心里”，“在我内心深处”，暗自知道这一行为到底有多么羞愧，而事实上，我确实暗自知道，但是也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保守着这一秘密，即使对我自己而言，它也是一个秘密。这就是，我避免将我的注意力导向这件事上，同时又避免导向到我实际上正在这么做。

四、哈里特（Harriet）

通过一位我的熟识，我们可以探索一个更全面的自我欺骗事例，并且我们能以更准确，具体的词汇来洞见自我欺骗的图式。

大约二三十年前，哈里特已经是一位研修社会学的博士生了。她在我这里上了许多课，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做人正派，善良的人。作为教学助理，她的教学风格和主题演讲充分，但却平庸乏味。她博士委员会的一位教授告诉我，她做了一份可以接受，但是并无特色的论文。随后就去找工作了。

在随后的许多年，她主动勤勉地找工作，但是一直没有在高等教育机构找到一个全职的长期教师职位。有的是临时安排的岗位工作，不是去代替生病的，就是离岗的，其他的就都是暂时不收人。而当其中一些岗位长期开放常规招聘的时候，受聘的人又不是她。当这种事发生的特别频繁的时候，她感到很委屈。而得到的原因往往都是招人倾向不同，或者对方有关系，或者对方是提前安排的某人的朋友。

哈里特曾经多次寻求有关写学术论文的建议。而她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也没有内在驱动力去写。她的两篇短论文都被拒绝了。她确信这是无法摆脱的困境（catch-22 situation）：要有出版社接稿，一个人就必须要有“名气”，但是要有这种“名气”，这个人就必须已经有一些出版物。现在她决定不再卑躬屈膝忍受“出版还是死亡”带来的痛苦，并且将她不再写作的决定视为自己“独立”的证据。

作为一个老师，哈里特认为自己无比合格，汇报学生们偶尔的那些对她“客观能力”的赞扬。她曾有次自比与一位终身教职候选人，认为自己比对方好，在对方的学生评价中有一些严重的批评言论。而当被问到有关她自己的学生评价时，她则着重回应到自己并不在意它们，认为这些评价没有指导意义，只是提供一个匿名表达批评和不满的渠道罢了。对同事和她自己在这一点上态度的明显出入，这并没有体现她一般的敏锐能力。她实际上是一个很聪明的女性。

追溯她的职业生涯，哈里特的经历很令人难过，但是她也是一个典范性的自我欺骗例子。显然，她的专业同行对她并无兴致，她的学生也都满不在乎。然而对于她专业能力资格哪怕一点暗含的挑战性语气，她都会立刻显出难堪和愤怒。从此显然可以看出，她找借口很快且熟练，而一般都仅仅涉及其中极小一部分事实。通过归责到他人的偏见，他人没有理解她的工作，借此来掩盖自己不足之处的显露。而另一方面她又无比轻信那些最敷衍不过的表扬赞扬，或是一个“感性的”学生偶尔的赞扬，她将这些都汇报为严肃而意义深远的判断基础。而拒绝参与专业研讨会的邀请也不给出可靠的理由，同样包括，讲演文章，甚至拒绝出席任何她的同行有机会评价她的场合。

所有这些都过于吻合以至于不可能是巧合。这些显然映射出了她携动机且有技巧地实行的策略。当然，如果从逻辑上来探讨，总能够提出许多假设来解释一个人的行为。我这里的目的是想说明，仅仅使用思维所具有的明显且一般的工作方式就能够在这些证据中解释好一个自我欺骗的例子，解释出那些自我欺骗的独有特征。我们注意到的是一个人观点表达上的异常扭曲，但是我们没能理解到的是，这些其实是产生于这个人持续地将自己的注意力从那些他考虑到其会带来烦恼的事情上转移开来。这种方法十分普遍，但在自我欺骗中产生的结果则不同寻常。

五、自欺者能真诚地相信吗？

哈里特能真切地以虚伪的方式去保持这样一种自我欺骗的两面策略，这听上去似乎是在精神上耍一种不太可能的杂技。她对于她所做过的事，表达出的态度到底有多么真诚（sincere）？这些观点态度是否仅仅只是通过“思维手段”达到的相信？在我看来可能不仅如此，因为显然，她的感情和她大部分的反应都表达出了一种自我欺骗式的信念。那或称她的信念只是不完全的信念？只是一半信，一半不信？这也是一种误导，因为她是坚实地持有着这些观点。然而，我们也能意识到，于她其中，当她面对他人指出的事实时，她知道其中的对立，知道这些烦恼，但是很快，她就跳跃到了这件事更不可信，更不需要她使用自己一般常识能力的版本。只要任何证据或者要触碰到界限的议论出现，她就持续地转移开自己的注意力。她清楚的知道哪些事情需要避免。

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真正地做出信念，流露感情，产生反应，同时还保有两种存在激烈冲突的认知图式？

答案是“的确，且简单。”

要理解这一点也很简单，我们可以通过思考，艺术，这一不同且毫无疑问“普遍”的思维的工作范畴，来帮助我们理解。在艺术中，通过探索戏剧演出艺术，我们能得到一个最显然且不证自明的视角。

就意义和真实性而言，喜剧世界中的真实和我们每天所在的实在世界中的真实间存在的差距几乎很小。即，我们可以精神上真诚地参与在两个世界中，并且同时做这两件事，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在自我欺骗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在采取了有可能会支配思维某些方面的观点的情况下，他看上去就会有这种特征。而在剧院中，我们就是基于两个世界同时做出行为和回应。尽管在戏剧进行时我们不会去注意，但我们知道，演员并不是参与在自然的对话当中，这些台词都是别人写的，演员只是通过死记硬背记住了它们。我们知道，实际上并没有摩尔人，没有奥赛罗，也没有一个女性真的叫苔丝狄蒙娜。

我们每时每刻都知道这些是假的。但我们持续地避免集中注意力去思考这是怎么回事。当帷幕拉开，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采取这一态度，不需要多做努力。不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到对这种策略的采纳上，我们就能整体性地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戏剧的故事层面上，从“现实世界”上剥离开。

如果演出的戏剧性很强，我们所做出的回应就会带有许多真诚性的独有特征。我们会在戏剧本身的场景下流露出与剧情内容相呼应的感情，而不是我们正坐在剧院里的场景下。我们回应的感情和所思所想自然地就会深入到戏剧故事当中。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表象，我们是深切地被触动，被引入其中。当然，我们的反应行为也不是完全置入其中不可逆转的。我们依然作为自己，真实地坐在剧院当中。这一点从我们的行动和回应中易见。它们并不与类似的场景发生在现实，非戏剧世界时，我们所作出的行为反应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在愤怒的时候也不会大哭，也不会在苔丝狄蒙娜被攻击的时候，真的冲上台保护她。即使在一个蒙受欺骗，满怀爱意的人被无辜杀害时，我们也只是暗自悲伤，但仍安静地坐着，遵守剧院礼仪。

从我们的目的出发，能在剧院的体验中感受到真实，和真正的感情回馈就足够了。尽管如此，在我们的思维之背，我们仍然在不断地考虑着它的不真实性。这就是我们能在自我欺骗中所看到的：即使在背地里，这个人一直在考虑真实世界和那些与其相悖的特征，但他仍能形成一种真诚，形成一种真正的信念和感情回馈。一个人必须既相信，又不相信戏剧故事内容，要坚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去模糊这种境况所蕴含的那些显示特征。

而这两方面在意义上的严重不兼容，使得它们既和谐统一又能协调共存，成为了我们思维中真正值得注意的能力之一。而令其如此突出的原因，就是它在本质上是一件非常平常且毫不费力的事情，它的本质，正是我所在描述的思维工作方式的一种典范形式。

类似地，从我们进入文学和视觉艺术的世界，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我们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在故事世界里，或者在视觉呈现出的世界中，并且我们经常能对其做出强烈的反应。然而，在注意力范围之外，我们依旧考虑着现实实际。我们并不会产生要伸手拿并且吃一口塞尚的苹果的冲动。

这在艺术领域也被称为“悬置不信（suspension of disbelief）”，其实际，就是注意力被集中在作品的艺术性内容上，而整体规避了集中在审视它时，那些不相关的属性上，即使我们依旧考虑着他们。尽管它们产生的动机和实际体验到的质量依认知能力、道德价值、明晰程度和精神品质会产生极大的不同，但在自我欺骗中这都是同一种手段。

六、结论

在前面的这些评述中很易见的是，我的理论都围绕着“意识”、“无意识”、“抑制”、“潜意识”和“防卫性”这样一些概念展开。我在许多地方用过这些词汇，但使用的都是非术语性的含义。我这一方法的核心就在于在我描述思维的工作方式时，我仅仅使用了这些日常的语言，并且也无意去使用或依赖心理学理论或者心理学的专业概念。我也真切地认为这一研究能够阐明其中一些理论和概念。然而对于当前的需求而言，我不打算在这里展开这些复杂的概念，这些概念本身都需要篇幅冗长的论述。

关于自我欺骗作为一种反应行为的道德问题，严谨问题，或者从其他角度看，是否是最佳的。我需要指出，这些问题也很重要，并且它们也没有简单且单一的答案，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此也不展开。

目前讨论的主要内容，只是简单地阐明自我欺骗并不需要特别的，非常规的或者其他什么独有的精神手段。自我欺骗过去让我们感到费解，我们认为这种迷思来自于其独有的某些特征。我们尝试要去辨识出那些特征，并且在此基础上去解释自我欺骗到底怎么能够发生。然而事实是，这些迷思都源于一些关于思维一般工作方式的错误假设。正确解释了思维的工作方式，也就揭示了自我欺骗并无迷思可言，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解释。

1998